在余光中先生的《翻譯乃大道》讀到這篇短文，寫得真好，真希望我中文造詣也這麼好！
新文學迄今已有六十年的歷史，白話文在當代的優秀作品中，比起二三十年來，顯以成熟得多。在這種作品裡，文言的簡潔渾成，西語的井然調理，口語的親切自然，都已馴馴然納入了白話文的新秩序，形成一種富於彈性的多元文體。這當然是指一流作家筆下的氣象，但是一般知識分子，包括在校的大專學生在內，卻欠缺這種選擇和重組的能力，因而所寫的白話文，惡性西化的現象正日益嚴重。究其原因，讀英文的直接作用，看翻譯的間接默化，都有影響。所謂翻譯，並不限於譯書與譯文；舉凡報紙、電視、廣播等大眾媒介慣用的譯文體，也不無污染之嫌。有時候，污染也可以西化的。例如“肯尼迪總統曾就此一舉世矚目之重大問題，與其白宮幕僚作深夜之緊急商討”一句，便是半吊子文言納入西文句法後的產品。中文通達的人面對無所不在的譯文體，最後感到眼界不清、耳根不靜，頗為惱人。中文根底原就薄弱的人，難逃這類譯文體的天羅地網，耳濡目染，久而習於其病，才真是無可救藥。
我曾另有文章抽樣評析成名作家筆下西化的現象，下文我要從目前流行的西化用語和句法中，舉出一些典型的例子來，不但揭其病狀，還要約略探其病根。我只想說“約略”，因為目前惡性西化的現象，交莖牽藤，錯節盤根，早已糾成了一團，而溯其來源，或為外文，或為劣譯，或為譯文體中的中文，或則三者結為一體，混沌沌而難分了。
（一）那張唱片買了沒有？
買了（它了）。
（它）好不好聽？
（它）不太好聽。
（二）你這件新衣真漂亮，我真喜歡（它）。
（三）他這三項建議很有道理，我們不妨考慮（它們）。
（四）花蓮是台灣東部的小城，（它）以海景壯美聞名。
（五）舅舅的雙手已經喪失了（它們的）一部份的靈活性了。
西化病狀很多，濫用代名詞是一種。前面五句括弧裡的代名詞或其所有格，都是多餘的，代名詞做受詞時更常省去。文言裡的“之”卻是例外：李白詩句“青天有月來幾時？我今停杯一問之”正是如此。第五句西而不化，問題還不止於濫用代名詞所有格，其實“還原”為自然的中文，無非是“舅舅的雙手已經有點不靈了”。
（六）一年有春、夏、秋和冬四季。 （七）李太太的父親年老和常生病。 （八）我受了他的氣，如何能忍受和不追究？ （九）同事們都認為他的設計昂貴和不切實際。
目前的中文裡，並列、對立的關係，漸有給“和”字去包辦的的危機，而表示更婉轉更曲折的連接詞如“而”、“又”、“且”等，反有良幣見逐之虞。這當然是英文的 and 在作怪。在英文裡，名詞與名詞、形容詞與形容詞、動詞與動詞、副詞與副詞，甚至介系詞與介系詞，一句話，詞性相同的字眼之間，大半可以用 and 來連接，但在中文裡，“和”、“及”、“與”等卻不可如此攬權。中文說“笑而不答”、“顧而樂之”、“顧左右而言他”，何等順暢；一旦西化到說成“笑但不答”、“顧與樂之”、“顧左右以及言他”，中文就真完了。此外，中文並列事物，往往無須連接詞，例如“生老病死”、“金木水火土”等，都不應動員什麼連接詞。句六當然應刪去“和”字。句七可作“年老而多病”或“年老多病”。句八可以“而”代“和”，句九亦然。
（十）（關於）王教授的為人，我們已經討論過了。 （十一）你有（關於）老吳的消息嗎？ （十二）（關於）這個人究竟有沒有罪（的問題），誰也不敢判斷。
介系詞用得太多，文句的關節就不靈活。“關於”、“有關”之類的介系詞在中文裡越來越活躍，都是 about、concerning、with regard to 等的陰影在搞鬼。前面這三句裡，刪去括弧內的字眼，句法一定乾淨得多。有人曾經跟我抬槓，說“關於老吳的消息”是聽別人說的，而“老吳的消息”是直接得自老吳的，怎可不加區別？英文裡 hear from 和 hear of 確是判然有別，但在中文裡，加不加“關於”是否可資區別，卻不一定。加上“關於”，是否就成間接聽來，不加“關於”，是否就來自老吳自己，在中文裡還做不得準。所以這一點“精密”還只是幻覺。
（十三）作為一個中國人，我們怎能不愛中國？ （十四）作為一個丈夫的他是失敗的，但是作為一個市長的他卻很成功。 （十五）緹縈已經盡了一個作為女兒的責任了。
表示身份的介系詞早已滲透到中文裡來了。其實在中文裡，本來只用一個“做”字。句十四大可簡化成“他做丈夫雖然失敗，做市長卻很成功”。句十五也可改為“緹縈已經近了做女兒的責任了”。句十三的毛病，除了“作為”之外，還有單複數不相符合；最自然的說法該是：“身為中國人，怎能不愛中國？”
（十六）（對於）這件事，你們還沒有（作出）決定嗎？ （十七）敵方對我們的建議尚未作出任何的反應。 （十八）對獨裁者的暴政他（作出）強烈抗議。 （十九）報界對於這位無名英雄一致作出哀痛與惋惜。 （二十）兄弟兩個爭論了一夜，最後還是哥哥（作出）讓步。
在英文裡，許多東西都可以“作出”來的：賺錢叫“做錢”，求歡叫“做愛”，眉目傳情叫“做眼色”，趕路叫“做時間”，生火叫“做火”，生事叫“做麻煩”，設計叫“做計畫”，決策叫“做政策”。在中文裡，卻不是這種做法。近年來，“作出”一語日漸猖獗，已經篡奪了許多動詞的正位。這現象目前在中國大陸上最為嚴重，香港也頗受波及。結果是把許多現成而靈魂的動詞，貶成了抽象名詞，再把這萬事通的“作出”放在前面，湊成了一個刻板無趣、蒼白無力的“綜合動詞”。以前“建議”原是自給自足獨來獨往的動詞——例如“他建議大家不妨和解”——現在卻變成了“作出建議”綜合動詞裡的受詞。其實“建議”之為動詞，本來就已是一個動詞（建）加名詞（議）的綜合體，現在無端又在前面加上一個極其空泛的動詞（作出），不但重複而且奪去了原來動詞的生命，這真是中文的墮落。近年來這類綜合動詞出現在報刊和學生習作之中，不一而足：硬牽到“作出”後面來充受詞的字眼，至少包括“主動”、“貢獻”、“讚嘆”、“請求”、“犧牲”、“輕視”、“討論”、“措施”等等，實在可怕！其實這些字眼的前面，或應刪去這萬惡的“作出”，或應代以他詞。例如“採取主動”、“加以討論”、“極其輕視”，就比漫不經心地代入公式來得自然而道地。
在現代英文裡，尤其是大言誇誇的官樣文章，也頗多這種病狀：《一九八四》的作者歐威爾在《政治與英文》（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 by George Orwell）裡早已慨乎言之。例如原來可用單純明確的動詞之處，現在大半代以冗長雜湊的片語，原來可說 cause，現在卻說 give rise to；同樣地，show，lead，serve to，tend to 等也擴充門面，變成了 make itself felt，play a leading role in，serve the purpose of，exhibit a tendency to。歐威爾把 prove，serve，form，play，render 等一拍即合的萬能動詞叫做“文字的義肢”（verbal false limb）。“作出”，正是中文裡的義肢，裝在原是健全卻遭摧殘的動詞之上。
（二十一）杜甫的詩中存在著濃厚的人民性。 （二十二）台北市的交通有不少問題（存在）。 （二十三）中西文化的矛盾形成了代溝（的存在）。 （二十四）旅伴之間總難免會有摩擦（的發生）。 （二十五）我實在不知道他為什麼要來香港（的原因）。
“有”在中文裡原是自給自足的大好動詞，但早期的新文學裡卻偏要添上蛇足，成為“有著”，甚至“具有著”，已是自找麻煩。西化之後，又有兩個現象：一是把它放逐，代以貌若高雅的“存在”；一是仍予保留，但覺其不堪重任，而在句末用隆重的“存在”來鎮壓。這大概也算是一種“存在主義”吧。句二十一中“存在著”三字，本來用一個“有”字已足。不然，也可用“富於”來代替“存在著濃厚的”。至於句二十四末之“發生”及句二十五末之“原因”，也都是西化的蛇足，宜斬之。
（二十六）截至目前為止，劫機者仍未有明確的表示。 （二十七）《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亞的名劇（之一）。 （二十八）李白是中國最偉大的詩人之一。 （二十九）在一定的程度上，我願意支持你的流行歌曲淨化運動。 （三十）陳先生在針灸的醫術上有一定的貢獻。
英文文法有些地方比中文精密，但絕非處處如此。有時候，這種精密只是幻覺，因為“精密”的隔壁就住著“繁瑣”。中文說“他比班上的同學都強”，英文卻要說“他比班上的任何其他同學都強”。加上“任何其他”，並不更精密多少，就算精密一點，恐怕也被煩所抵消了吧。英文的說法，如果係家分析，當會發現“任何”的意思已經包含在“都”裡；至於“其他”二字，在表面的邏輯上似乎是精密些，但是憑常識也知道：一個學生不會比自己強的。同樣，英文說“漢城的氣候比台北的（氣候）熱”，也不見得就比中文的“漢城的氣候比台北熱”精密多少。句二十六之首六字如改為“迄今”，意義是一樣的。句二十七刪去“之一”，毫無損失，因為只要知道莎士比亞是誰，就不會誤會他只有一部名劇。句二十八如寫成“李白是中國的大詩人”或者“李白是中國極偉大的詩人”，意思其實是一樣的。英文“最高級形容詞＋名詞＋之一”的公式，其客觀性與精密性實在是有限的：除非你先聲明中國最偉大的詩人在你心目中是三位還是七位，否則李白這“之一”的地位仍是頗有彈性的，因為其他的“之一”究竟有多少，是個未知數。所以“最偉大的某某之一”這公式，分析到底，恐怕反而有點朦朧。至於“之一”之為用，也常無必然。例如“這是他所以失敗的原因之一”，就等於“這是他所以失敗的一個原因”，因為“一個原因”並不排除其他原因。如果說“這是他所以失敗的原因”，裡面這“原因”就是唯一無二的了。同樣，“這是他所以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也可以說成“這是他所以失敗的一大原因”。
至於句二十九，有了句首這七字，反而令人有點茫然，覺得不很“一定”。這七字訣的來源，當是 to a certain degree，其實也是不精密的。如果說成“我願意酌量（或者：有限度地）支持你的⋯⋯運動”，就好懂些了。句三十裡的“一定”，也是不很一定的。中文原有“略有貢獻”、“頗有貢獻”、“甚有貢獻”、“極有貢獻”、“最有貢獻”之分；到了“一定的貢獻”裡，反而分不清了。更怪的用法是“他對中國現代化的途徑有一定的看法”。附帶可以一提，“肯定”原是動詞，現在已兼營副詞了。我真見人這麼寫過：“你作出的建議，肯定會被小組所否定。”前述“一定”和“肯定”的變質，在中國大陸上也已行之有年，實在令人憂慮。
（三十一）本市的醫師（們）一致拒絕試用這新藥。 （三十二）所有的傘兵（們）都已安全著陸。 （三十三）全廠的工人（們）沒有一個不深深感動。
中文西化以前，早已用“們”來表達複數：《紅樓夢》裡就說過“爺們”、“丫頭們”、“娼婦們”、“姑娘們”、“老先生們”，但多半是在對話裡，而在敘述部分，仍多用“眾人”、“眾丫環”、“諸姐妹”等。現在流行的“人們”卻是西方的，林語堂就說他一輩子不用“人們”。其實我們有的是“大家”、“眾人”、“世人”、“人人”、“人群”，不必用這舶來的“人們”。“人人都討厭他”豈不比“人們都討厭他”更加自然？句三十一至三十三裡的“們”都不必要，因為“一致”、“所有”、“都”、“全廠”、“沒有一個不”等語已經表示複數了。
（三十四）這本小說的可讀性頗高。 （三十五）這傢伙說話太帶侮辱性了。 （三十六）他的知名度甚至於超過了他的父親的知名度，雖然他本質上仍是一個屬於內向型的人。 （三十七）王維的作品十分中國化。
中文在字形上不易區別抽象名詞與其他磁性，所以 a thing of beauty 和 a beautiful thing 之間的差異，中文難以翻譯。中文西化之後，抽象名詞大量滲入，卻苦於難加標誌，俾與形容詞、動詞等分家自立。英文只要在字尾略加變化，就可以造成抽象名詞，甚至可以造出 withness 之類的字。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的術語傳入中國或由日本轉來之後，抽象名詞的中譯最令學者頭痛。久而久之，“安全感”、“或然率”、“百分比”、“機動性”、“能見度”等詞也已廣被接受了。我認為這類抽象名詞的“漢化”應有幾個條件：一是好懂，二是簡潔，三是必須；如果中文有現成說法，就不必弄得那麼“學術化”，因為不少字眼的”學術性“只是幻覺。句三十四其實就是”這本小說很好看“。句三十五原意是”這傢伙說話太無理“或“這傢伙說話太侮辱人了”。跟人吵架，文謅謅地還說什麼“侮辱性”，實在可笑。句三十六用了不少偽術語，故充高級，反而囉唆難明。究其實，不過是說“他雖然生性內向，卻比他父親還更有名”。16個字就可說清的意思，何苦扭捏作態，拉長到36個字呢？句三十七更有語病，因為王維又不是外國人，怎麼能不中國化？發此妄言的人，意思無非是“王維的作品最具中國韻味”罷了。
（三十八）這一項提案已經被執行委員會多次地討論，而且被通過了。 （三十九）那名間諜被只是在火車站上的月台等候他。 （四十）這本新書正被千千萬萬的讀者所搶購著。 （四十一）基辛格將主要地被記憶為一位翻雲覆雨的政客。 （四十二）他的低下的出身一直被保護著，不告訴他所有的下屬。
英語多被動語氣，最難化入中文。中文西化，最觸目最刺耳的現象，就是這被動語氣。無論在文言或白話裡，中文當然早已有了被動句式。但是很少使用，而且句子必短。例如“為世所笑”、“但為後世嗤”，“被人說得心動”、“曾經名師指點”等，都簡短而自然，絕少逆拖倒曳、喧賓奪主之病。還有兩點值得注意：其一是除了“被”、“經”、“為”之外，尚有“受”、“遭”、“挨”、“給”、“教”、“讓”、“任”等字可以表示被動，不必處處用“被”。其二是中文有不少句子是以（英文觀念的）受詞為主詞：例如“機票買好了”，“電影看過沒有？”就可以視為省略了主詞的“（我）機票買好了”，“（你）電影看過沒有？”中文裡被動觀念原來很淡，西化之後，凡事都要分出主客之勢，也是自討麻煩。其實英文的被動句式，只有受者，不見施者，一件事只呈現片面，話說得謹慎，卻不清楚。“他被懷疑並沒有真正進過軍校”：究竟是誰在懷疑他呢？是軍方，是你，還是別人？
前引五句的被動語氣都很拗口，應予化解。句三十八可改成“這一項提案執行委員會討論多次，而且通過了”。句三十九可改為“那名間諜奉命在火車站的月台上等候他”。以下三句也可以這麼改寫：句四十：“千千萬萬的讀者正搶購這本新書。”句四十一：“基辛格在後人的記憶裡，不外是一位翻雲覆雨的政客。”（或者“歷史回顧基辛格，無非是一個翻雲覆雨的政客”。）句四十二：“他出身低下，卻一直瞞著所有的部屬。”
（四十三）獻身於革命的壯烈大業的他，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 （四十四）人口現正接近五百萬的本市，存在著嚴重的生存空間日趨狹窄的問題。 （四十五）男女之間的一件中間，是一種浪漫的最多只能維持三四年的迷戀。
英文好用形容詞子句，但在文法上往往置於受形容的名詞之後，成為追敘。中文格於文法，如要保留這種形容詞子句的形式，常要把它放在受形容的名詞之前，顫巍巍地，像頂大而無當的高帽子。要化解這種冗贅，就得看開些，別理會那形容詞子句表現的身份，斷然把它切開，為它另找歸宿。句四十三：“它現生於革命的壯烈大業，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句四十四：“本市人口現正接近五百萬，空間日趨狹窄，問題嚴重。”句四十五：“男女之間的一見鍾情，是一種浪漫的迷戀，最多只能維持三四年。”英文裡引進形容詞子句的代名詞案副詞如 which、who、where、when 等等，關節的作用均頗靈活，但在中文裡，這承先啟後的重擔，一概家在這麼一個小“的”字上，實在是難以勝任的，中文裡“的，的”成災，一位作家如果無力約束這小“的”字，他的中文絕無前途。
（四十六）當你把稿子寫好了之後，立刻用掛號信寄給編輯。 （四十七）當許先生回到家裡看見那支手槍仍然放在他同事送給他的那糖盒子裡的時候，他放了心。 （四十八）你怎麼能說服他放棄這件事，當他自己的太太也不能說服他的時候？
英文最講究因果、主客之分——什麼事先發生，什麼事後來到，什麼事發生時另一件事正好進行到一半，這一切，都得在文法上交代清楚，所以副詞子句特別多。如此說來，中文是不是就交代得含糊了呢？曰又不然。中文靠上下文自然順序，遠多於文法上字面的銜接，所以貌若組織鬆懈。譬如治軍，英文文法之嚴像程不識，中文文法則外弛內張，看來閒散，實則機警，像飛將軍李廣。“當⋯⋯之後”，“當⋯⋯的時候”一類的副詞子句，早已氾濫於中文，其實往往作繭自縛，全無必要。最好的辦法，就是解除字面的束縛，句法自然會呼吸暢通。句四十六可簡化為“你稿子一寫好，立刻用掛號信寄給編輯”。句四十七只需刪去“當⋯⋯的時候”之四字咒，就順理成章，變成“許先生回到家中，看見那支手槍仍然放在他同事送給他的那糖盒子裡，就放了心”。句四十八的副詞子句其實只關乎說理的層次，而與時間的順序無涉，更不該保留“當⋯⋯的時候”四字咒。不如動一下手術，改作：“這件事，連他自己的太太都無法勸他放手，你又怎麼勸得動他？”
（四十九）我決不原諒任何事先沒有得到我的同意就擅自引述我的話的人。 （五十）那家公司並不重視劉先生在工商界已經有了三十多年的經歷的這個事實。 （五十一）他被委派了明天上午陪伴那位新來的醫生去病房巡視一周的輕鬆的任務。
英文裡的受詞往往是一個繁複的名詞子句，或是有繁複子句修飾的名詞。總之，英文的動詞後面可以接上一長串字眼組成的受詞，即使節外生枝，也頓挫有致，不嫌其長。但在中文，語杳氣泄，虎頭蛇尾，而又尾大不掉，卻是大忌，前引三句話所以累贅而氣弱，是因為受詞直到句末才出現，和動詞隔得太遠，彼此失卻了呼應。這三句話如果是英文，“任何人”一定緊跟在“饒恕”後面，正如“事實”和“任務”一定分別緊跟著“重視”和“委派”，所以動詞的作用力見分曉，語氣自然貫穿無礙。中文往往用一件事做受詞（字面上則為短句），英文則往往要找一個確定的名詞來承當動詞：這分別，甚至許多名作家都不注意。例如“張老師最討厭平時不用功考後求加分的學生”，句法雖不算太西化，但比起“張老師最討厭學生平時不用功，考後求加分”來，就沒有那麼純正、天然。同樣，“我想到一條可以一舉兩得的妙計”也不如“我想到一條妙計，可以一舉兩得”。關鍵全在受詞是否緊接動詞。茲再舉一例以證明。“石油漲價，是本週一大新聞”比“石油的漲價是本周一大新聞”更像中文，因爲前句以一件事（石油漲價）為主詞，後句以一個名詞（漲價）為主詞。
要化解句四十九至五十一的冗贅，必須重組句法，疏通關節，分別改寫如下：句四十九：“任何人事先沒有得到我同意就擅自引述我的話，我決不原諒”。句五十：“劉先生在工商界已經有了三十多年的經歷，這件事，那家公司並不重視。”句五十一：“院方派給他的輕鬆任務，是明天上午陪伴那位新來的醫生去病房巡視一周。”（或者：他派定的任務輕鬆，就是明天上午陪伴那位新來的醫生，去病房巡視一周。）
以上所謂，都是中文西化之病。當代的白話文受外文的影響，當然並不盡是西化。例如在台灣文壇，日本文學作品的中譯也不無影響。像林文月女士譯的《源氏物語》，那裡面的中文，論詞藻、論句法、論風格，當然難免相當“和化”。讀者一定會問我：“中文西化，難道影響全是反面效果，毫無正面價值嗎？”
當然不盡然如此。如果六十年來的新文學，在排除文言之餘，只能向現代的口語、地方的戲曲歌謠、古典的白話小說之中，去吸收語言的養分——如果只能這樣，而不曾同時向西方借鏡，則今日的白話文面貌一定大不相同，說不定文體仍近於《老殘遊記》。也許有人會說，今日許多新聞名的小說還趕不上《老殘遊記》呢。這話我也同意，不過今日真正傑出的小說，在語言上因為具備了多元的背景，畢竟比《老殘遊記》來得豐富而有彈性。就像電影的黑白片傑作，雖然仍令我們吊古低回，但看慣彩色片之後再回頭去看黑白片，總還是覺得缺少了一點什麼。如果六十年來，廣大的讀者不讀譯文，少數的作家與學者也不讀西文，白話文的道路一定不同，新文學的作品也必大異。中文西化，雖然目前過多於功，未來恐怕也難將功折罪，但對白話文畢竟不是無功。犯罪的是“惡性西化”的“西而不化”。立功的是“善性西化”的“西而化之”以致“化西為中”。其間的差別，有時是絕對的，但往往是相對的。除了文筆極佳和文筆奇劣的少數例外，今日的作者大半出沒於三分善性七分惡性的西化地帶。
那麼，“善性西化”的樣品在哪裡呢？最合理的答案是：在上乘的翻譯裡。翻譯，是西化的合法進口，不像許多創作，在暗地裡非法西化，令人難防。一篇譯文能稱上乘，一定是譯者功力高強，精通截長補短化淤解滯之道，所以能用無曲不達的中文去誘捕不肯就範的英文。這樣的譯文在中西之間折衝樽俎，能不辱中文的使命，且帶回俯首就擒的西文，雖不能就稱為創作，卻是”西而化之“的好文章。其實上乘的譯文遠勝過“西而不化”的無數創作。下面且將夏濟安先生所譯《古屋雜憶》（The Old Manse: by Nathaniel Hawthorne）舉出一段為例：
新英格蘭凡是上了年紀的老宅，似乎總是鬼影幢幢，不清不白，事情雖怪，但家家如此，也不值得一提了。我們家的那個鬼，常常在客廳的某一個角落，喟然長嘆；有時也翻弄紙張，簌簌作響，好像正在樓上長廊裡研讀一篇講道文——奇怪的是月光穿東窗而入，夜裡如昼，而其人的身形總不得見。
夏濟安的譯文純以神遇，有些地方善解原意，在中文裡著墨較多，以顯其隱，且便讀者，不免略近意譯，但譯文仍是上乘的，不見“西而不化”的痕跡。
再從喬志高先生所譯《長夜漫漫路迢迢》（Long Day’s Journey into Night: by Eugene O’Neil）中錄一段對話：
你的薪水也不少，憑你的本事要不是我你還賺不到呢。要不是看父親的面子，沒有一家戲園老闆會請教你的，你的名聲實在太臭了。就連現在，我還得不顧體面到處替你求情，說你從此改過自新了——雖然我自己知道是撒謊！
夏濟安的譯文裡，成語較多，語氣較文，句法較鬆動。喬志高的譯文句法較繁，語氣較白，末句更留倒裝句式。這因為夏譯要要付 19 世紀中葉的散文，而喬譯面對的是 20 世紀中葉的對白。二譯在文白上程度有譯，恐怕和讀者平日的文體也有關係。茲再節路湯新楣先生所譯《原野長宵》（My Antonia: by Willa Cather）：
隆冬在一個草原小鎮上來得很猛，來自曠野的寒風把夏天裡隔開一家家庭院的樹葉一掃而光，一座座的房屋似乎湊近在一起。屋頂在綠蔭中顯得那麼遠，現在卻暴露在眼前，要比以前四周綠葉扶疏的時候難看得多。
三段譯文相比，夏譯不拘小節，幾乎泯滅了原作的形跡；喬譯堅守分寸，既不推衍原作，也不放任譯文；楊譯克己禮人，保留原作句法較多，但未過份委屈中文。換句話說，夏譯對中文較為照顧，湯譯對原作較為尊重，喬譯無所偏私。三段譯文都出於高手，但論“西而化之”的程度，夏譯“化”得多，故“西”少；湯譯“化”得少，故“西”多；喬譯則行乎中庸之道。純以對中文的西化而言，夏譯影響不大——輸入的英文句法不多，當然“教唆”讀者的或然率也小。湯譯影響會大些——輸入的英文句式多些，“誘罪率”也大些：當然，湯譯仍然守住了中文的基本分寸，所以即有“誘罪”，也無傷大雅。
本文旨在討論中文的西化，無意深究翻譯，為了珍惜篇幅，也不引英文原作來印證。“善性西化”的樣品，除了上乘的譯文以外，當然還有一流的創作。在白話文最好的詩、散文、小說甚至批評文章裡，都不難舉出這種樣品。但是並非所有的一流創作都可以用來印證，因為有些創作的語言純然中國韻味，好處在於調和文白，卻無意去融匯中西。例如梁實秋先生精於英國文學，還譯過莎氏全集，卻無意在小品裡搞西化運動。他的《雅舍小品》享譽已久，裡面也盡多西學之趣，但在文字上並不刻意引進英文語法。梁先生那一輩，文言底子結實，即便要西化，也不容易西化，他雖然佩服胡適，但對於文言的警策，不肯全然排斥，所以他的小品文裡文白相濟，最有彈性。比他年輕一輩而也中英俱佳的作家，便兼向西化發展。且看張愛玲的《傾城之戀》：
流蘇吃驚地朝他望望，驀地裡悟到他這人多麼惡毒。他有意的當著人做出親狎的神氣，使她沒法可證明他們沒有發生關係。她勢成騎虎，回不得家鄉，見不得爹娘，除了做他的情婦之外沒有第二條路。然而她如果遷就了他，不但前功盡棄，以後更是萬劫不復了。她偏不！就算她枉擔了虛名，他不過口頭上占了她一個便宜。歸根究底，他還是沒有得到她。既然他沒有得到她，或許他有一天還會回到她這裡來，帶了較優的議和條件。
張愛玲的文體素稱雅潔，但分析她的語言，卻是多元的調和。前引一段之中，像“勢成騎虎”、“前功盡棄”、“萬劫不復”等都是文言的成語；“回不得家鄉，見不得爹娘”近乎俚曲俗謠；“驀地裡悟到”、“枉擔了虛名”，像來自舊小說，至少巴金的小說裡絕少出現；其他部分則大半是新文學的用語，“他還是沒有得到她”之類的句子當然是“五四”以後的產品。最末一句卻是頗為顯隱的西化句，結尾的“帶了較優的議和條件”簡直是英文的介系詞片語，或是分詞片語——譯成英文，不是 with better terms of peace，便是 bringing better terms of peace。這個修飾性的結尾接得很自然，正是“善性西化”的好例。下面再引錢鍾書 40 年代的作品《談教訓》：
上帝要懲罰人類，有時來一個荒年，有時來一次瘟疫或戰爭，有時產生一個道德家，抱著高尚到一般人所不及的理想，更有跟他的理想成正比例的驕傲和力量。
這顯然是“善性西化”的典型句法，一位作家沒有讀通西文，或是中文力有未逮，絕對寫不出這麼一氣貫串、曲折而不染雜的長句。這一句也許單獨看來好處並不很顯眼，但是和後面一句相比，就見出好在哪裡了：
當上帝要懲罰人類的時候，他有時會給予我們一個荒年，有時會給予我們一次瘟疫或一場戰爭，有時甚至於還會創造出一個有著高尚到一般人所不及的理想的道德家——這個道德家同時具有著和這個理想成正比例的驕傲與力量。
後面這一句是我依“惡性西化”的公式從前一句演變來的。兩句一比，前一句的簡潔似乎成了格言了。
我想，未來白話文的發展，一方面是少數人的“善性西化”愈演愈精進，一方面是多數人的“惡性西化”愈演愈墮落，勢不可遏。頗有不少人認為，語言是活的，大勢所趨，可以積非成是，習慣成自然，一士諤諤，怎麼抵得過萬口囁囁，但是我並不甘心。一個民族的語言自然要變，但是不可以變得太快、太多、太不自然，尤其不可以變得失盡了原有的特性與美質。我們的教育界、文化界和各種傳播機構，必須及時警惕，預為良謀。否則有一天“惡性西化”的狂潮真的吞沒了白話文，則不但好作品再無知音，這整個民族的文化生命都面臨威脅了。
1979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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